前习俗水平”，是通过后果来判断行为，而非依照内心中已有的道德标准。假如自己是海因兹，究竟偷不偷药，要视后果能否接受而定。

第一阶段是惩罚与服从取向，以尽量避免受到惩罚为标准，不认为其中有价值观的冲突，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。

第二阶段是功利取向，以尽量满足个人需要为标准，首先从个人利益考虑，要看能否逃脱处罚并得到好处。比如若能利用舆论同情避免处罚，就可以做，假如避免不了，就不做。

其次是“习俗水平”，以遵守社会规范、法律制度为标准。偷不偷药，要看这种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。

其中第三阶段是好孩子取向，也就是俗话说的“听话”，行为目的是要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同，不能违反已制定好的社会准则与秩序规章。

第四阶段是好公民取向，行为目的就是遵守社会规范，进而自觉维护社会规章秩序，并提倡他人一起遵守。

道德发展的这两个水平与四个阶段，其实已经涵盖了大部分人，大多数普通人基本都处于这四个阶段中。再往上，还有一个“后习俗水平”，就是道德标准已不是外在的要求，而成为内在的准则与修养。它也包含两个阶段。

第五阶段是社会契约取向，清醒地认识到社会规范背后所服务的公众利益与权利。假如其符合公众需要，便须遵守与维护；假如不符合，便须按照公众意愿去修改。

这种人不会去偷药，因为窃取他人财物不符合社会公众利益与权利。但他们可能首先会呼吁社会救助与舆论帮助，并致力于建立相应的救助制度。

第六阶段是道德原则取向，个体的道德操守已超越了社会规范要求之上。这种人很清楚自己的道德责任，也清醒地认识到行为中包含的价值观冲突，从而做出选择。

这种人有可能去偷药，首先完成救助妻子的责任，但也清醒地知道自己可能承担的后果与应该付出的代价，愿意去面对它。

大致介绍了这个理论之后，李青花又说道：“刘教授告诉我们，这最后一个阶段，说起来简单，实际上是绝大部分人做不到的，很多人顶多是放放嘴炮而已。刘教授还说了，柯尔伯格举的这个例子并不太合适，因为它太极端了，又太明显了。

小程啊，今天我觉得，其实丁老师这个例子更合适。因为丁老师当时不那么做，没有任何人会指责他，他并不会承担社会道德压力；而他那么做了，大部分人不会真正明白，他却会付出个人的代价。

再说孙达吧，你觉得孙达该用那种态度吗？丁老师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，假如知道后果，孙达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，但是不知道后果，他就能那样做吗？而丁老师去年的事呢，难道那个田琦不该死吗？多少人都盼着他死呢！可是谁为此付出代价了？”

她最后这番话是对小程说的。假如按照刚才说的道德水平阶段，仅就两人“违纪”的经历而言，丁齐好像应处于最高的第六阶段，而孙达处于第二阶段，两人之间差了四个档次呢。

小程感觉自己的智商被充值了，因为大致的意思是听懂了。而丁齐笑着问道：“李所长，你去年也打算考心理咨询师吗？”

李青花：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