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8年秋于武汉大学枫园4舍419室

明日的幼芽，也许是后日的栋梁。

我回到那养育我的清秀的湾，白日，和乡亲们一起拌泥坨，得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；晚间，读从学校拾来的各类书籍，记大段大段的笔记。忽然，大队建立文艺宣传队，我成了其中的一员，并担当编导的重任。每月一台新节日，都自我的“大手笔”，父母官满意，乡亲们赞扬，给我记八成劳动力的工分。于是，我又编，我又导。这一年，我十五岁。多么红火的时代，多么红火的行为。

昨天的大树，可能是今天的朽木；

同学们都去串联，我年纪小，又无盘缠，只好每日躺在床上读《青之歌》、读《小城秋》、读《苦菜》、读《迎》，累了，就逛到街上看大字报。夜里，想家，更想到和母亲正摇动那原始的纺车，吱吱哑哑纺棉线，为我换取生活费。我的枕了一片。我不能白吃饭。

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，我尝到了事业的清甜。我像鼓满风儿的帆，开始在湖上远行。驶明净的港湾，挡而来的是风，是浪，越到湖心，风越大，浪越，稍一不慎，就有船翻人亡的危险。这些年，我划动一叶扁舟，穿刺于风急浪涌的征途，用心血，用汗，凝成了四百万字的作品，我尝过书的甜，也吃尽退稿的苦，迄今奉献世人的只有八十余万字，其余还禁在自己的屉里。我也曾先后六次获得创作奖，但获奖的作品就未必好，未获奖的就未必不好。

尔基，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人，有这么伟大的事业。我要这样的人，我要这样的事业。依稀是一个朗朗的秋日，我悄悄地走县邮局，又悄悄地将一篇《县城的夜》投了邮箱。两个月后，我收到了《湖南日报》的回信，文章虽不采用，可话语我心窝。于是，我又写，我又投。这一年我十二岁。多么朦胧的年华，多么朦胧的选择。

“复课闹革命”，我被推荐上中，学校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，我当选为副队长兼编导。两年时间，共写了一百多个节目，演也有一百多场。我有了瘾，不写，手就，不写心就慌。中毕业，我回乡担任民办教师、大队会计、团支书记，据官方人士透，还是作未来的大队党支书对象培养的。兼数职，好忙。再忙，我也没有忘记写。因为忙，接的人和事就多，接受的信息也就多，要写的东西自然多。这段日月，我写报，我写评沦，我写节目，我写、诗歌、散文。三两天一篇，简直像发了狂、着了。夏时蚊叮，我把脚藏桶里；冬日风咬，我把裹棉被中。上天的睛最亮，看清了我的行为，看透了我的心，没有让我的汗白，县广播站采用了我一百八十篇通讯报稿，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民通讯员。县委书记白连清亲手在全县先代会上给我颁发了奖状，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。《湖南日报》《工农兵文艺》分别刊登了我的诗《红旗赞》和评论《决定的因素是人》。文章和名字结伴变成了铅字，飞向湖平原，飞向南岳山两侧。于是，我被调到了汉寿县创作组，一名专职戏剧创作员。这一年，我十八岁。多么灿烂的青，多么灿烂的未来。

总之，想到我的茶馆，想到我的小刀，我不悲观，我不自弃。我相信自己。我虽无才气但有力气；我虽无学识，但有见识。五尺男儿，只能大浪般地取，岂能浮萍般地败退。创作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，不能凭一篇作品分下，这是一场拉松赛跑，其优劣得失，往往要靠后人作最公正的评判。作家的责任，就是真诚地为读者去写，写自己的最后一滴血、一颗泪。